基本信息
- 項目名稱：
- 公共危機中政府如何實施有效宣傳--從心理測量與心理學實驗角度出發(fā)
- 小類：
- 社會
- 簡介：
- 本作品以“風險認知”為切入，以熱點時事（食品安全、核輻射等）為材料，對公共危機的有效溝通方式進行了探究。研究范式以因果歸因的實驗及準確的心理測量為主，輔助以問卷調(diào)查。研究所得結論有助于城市管理者針對特定人群（外來務工人員、普通居民等）及特定風險事件（地震、火災等）采取不同的宣傳渠道（微博、報紙等）及溝通方式（多信息量、情緒喚起等），以達到有效的風險溝通。
- 詳細介紹：
- 本研究緊密關注時下不停出現(xiàn)的各種公共危機，旨在為政府在危機事件中的“對癥下藥”，采取有效應對措施提供一個堅實的實證依據(jù)。作品第一部分探討了不同的風險通方式的影響；第二部分揭示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風險認知；第三部分的研究結果則發(fā)現(xiàn)針對不同人和不同的公共危機類型，應當采用不同的風險溝通方式。第四部分將結合前三部分的研究結果，我們對于政府在公共危機中的宣傳方式（針對不同時間和不同人）給出了一個綜合建議。 研究采用心理測量范式結合心理學實驗的方法，分三個部分開展。 1、第一部分：風險溝通對風險認知的影響 所謂風險溝通，是一種讓人們認識到危機，進而產(chǎn)生合適的應對行為，并參與到風險決策中的過程。一般進行風險溝通的主體為政府或者媒體。前人研究表明，風險溝通的方式將對公眾的風險認知結構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這里，我們采用實驗法進行探索性研究，試圖找到對于風險認知其作用的風險溝通方式。 本部分共有五個實驗，其基本假設為風險溝通的不同方式將會對公眾風險認知產(chǎn)生顯著影響。這些方式（即自變量）包括情緒喚起，信息呈現(xiàn)量，信息來源和卷入程度。本實驗的被試有大學生，高中生和公司職員等。本部分所有研究都在復旦大學心理學實驗室中完成。 本研究實驗部分研究結果顯示，“情緒喚起”以及“信息呈現(xiàn)量”會對風險認知產(chǎn)生影響。這一結果提醒有關部門在進行災后報道的時候要注意采用的圖片和文字的效果以及數(shù)量。 此外，實驗顯示“卷入程度”對個體風險認知產(chǎn)生影響。因此，在災害初發(fā)時，政府應該及時向災害低卷入的個體提供心理疏導，對高卷入個體提供更有效的物質(zhì)救助，并在應急階段過后重點緩解高卷入個體的焦慮情緒。 2、 第二部分：個體變量與風險認知 前人研究顯示不同的個體在危機中會有不同的風險認知結構。這些對風險認知起作用的個體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卷入程度，文化水平等。我們這里選取近期的熱點地震，海嘯，核泄露與火災四個公共危機項目，嘗試研究這些個體變量對于風險認知的具體影響方式。 這一部分采用心理測量的研究方法。我們在Paul Slovic提出的15個風險認知維度中選取5個特別適合于我們研究的維度來編制問卷。我們在上海市寶山區(qū)，楊浦區(qū)和虹口區(qū)對居民進行了抽樣，共搜集樣本385份。與此同時，我們對復旦，交大等上海市6所高校的學生進行了測量，共得到學生樣本462份（包括中國學生和留學生）。我們的研究發(fā)現(xiàn)： ① 人口學變量會對公眾風險認知情況起作用。這些人口學變量包括收入，文化程度，身份角色（居民，學生）等等。其中，學生和居民在四個項目上的風險認知水平均有顯著差異。 ② 中國學生和非中國學生在風險認知的諸多維度上存在顯著差異，這說明文化差異會導致風險認知的不同。 3、 第三部分：交互作用實驗研究 為了進一步擴大研究的外部效度，使研究結果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推廣應用，因此我們進行了交互研究。交互研究的兩個自變量分是前兩個研究中具有顯著效應的變量。分別是“信息呈現(xiàn)量（多，少）”和“公民角色（居民，學生）”。 本研究在心理學實驗室中進行，以近期熱點食品安全危機作為實驗材料。研究結果發(fā)現(xiàn)，信息呈現(xiàn)自變量在學生群體中主效應顯著，在居民群體中主效應不顯著。無論是少信息量呈現(xiàn)材料還是多信息量，居民對于食品安全的風險認知水平普遍非常高。這可能是由于食品安全與公眾生活的關切度非常高，居民對于該問題非常敏感導致風險認知水平偏高。
作品專業(yè)信息
撰寫目的和基本思路
- 當代城市飽受各種人為、自然突發(fā)事件的侵擾，而在公共危機研究領域中，宏觀模型及問卷調(diào)查無法進行因果歸因，更無法從心里本質(zhì)上說明特定宣傳機制的有效性。本研究在定性訪談的基礎上找出潛在影響風險溝通的因素，采用若干心理實驗進行驗證；之后進一步進行交互實驗和問卷調(diào)查，以確保得出結論的有效性。最后在為現(xiàn)行風險溝通方式提供實驗證據(jù)的基礎上，進一步根據(jù)外來務工人員等不同群體和不同風險事件提出了改進措施。
科學性、先進性及獨特之處
- 本作品采取文獻研究，問卷調(diào)查，專家訪談，心理學實驗等多種研究方法。以多角度進行研究探討，推廣建設性宣傳策略。 課題組成員與公眾危機領域的專業(yè)人士進行深入訪談，獲得第一手和準確信息。 采用心理測量范式和實驗法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研究的局限，并且實驗法使得研究數(shù)據(jù)更加殷實，研究結果的內(nèi)部效度更高。 實驗中的自變量選取結合前人文獻和實際宣傳方式進行修改和調(diào)整，兼具理論性和實際意義性。
應用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 本研究以近期熱點的食品危機、核輻射、地震等公共危機事件為例進行研究，研究成果有很高的時效性和外部效度，在為城市危機管理者的現(xiàn)行方法提供實證支持的同時，也進一步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議如：對外來務工人員應使用詳細說明的多信息量宣傳材料，危機發(fā)生前期應更加注重旁觀者的心理健康干預，重要官方信息應避免使用“微博”發(fā)布等。本研究采用探索出的測量工具稍加修改即可快速用于突發(fā)公共危機的時時研究，有很大的使用價值。
作品摘要
- 本研究是一個以風險認知為核心的應用研究。研究采用Slovic的心理測量范式結合心理學實驗研究方法探討了人們在公共危機中對于風險的認知。研究分為三部分進行。第一部分為探索性實驗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信息來源”、“情緒喚起”、“卷入程度”以及“信息呈現(xiàn)量”等風險溝通自變量對會風險認知產(chǎn)生影響。第二部分采用心理測量的方法發(fā)現(xiàn)個體變量會對風險認知產(chǎn)生顯著影響，不同類型的群體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會有不同的風險認知。第三部分為交互研究，采用食品安全為研究材料。研究發(fā)現(xiàn)多信息量會提高學生群體的風險認知，而實驗處理對于居民群體則沒有任何效果。最后，結合三部分的研究結果，我們對于政府在公共危機中的宣傳方式（針對不同時間和不同人）給出了一個綜合建議。
獲獎情況及評定結果
- 暫無
參考文獻
- 1、謝曉非.風險研究中的若干心理學問題.心理科學,1994,17(2) 2、謝曉非,徐聯(lián)倉. 風險認知研究概況及理論框架. 心理學動態(tài),1995 , 3 (2) : 17～22) 3、謝曉非, 徐聯(lián)倉. 一般社會情境中風險認知的實驗研究.心理科學, 1998, 21: 315- 318 4、石林.情緒研究中的若干問題綜述[ J ].心理學動態(tài)，2000,8（1） 5、李景宜,周旗,嚴瑞. 國民災害感知能力測評指標體系研究.自然災害學報.2002,11(4):129-134 6、謝曉非, 鄭蕊. 風險溝通與公眾理性[ J ]. 心理科學進展, 2003, 11 (004) : 375 – 381 7、謝曉非, 謝冬梅, 鄭蕊, 張利沙. SARS 危機中公眾理性特征初探. 管理評論, 2003, 15 (4): 6-12 8、時勘, 陳雪峰, 胡衛(wèi)鵬, 等. 北京市民對SARS疫情的風險認知特征的追蹤研究[ J ]. 人口研究, 2003, 27 (4) : 42 - 46. 9、Starr, C. (1969). Social benefit versus technological risk.Science, 165，1232-1238. 10、Slovic P. Perception of Risk.Risk Analysis,1987, 236 (17): 280-285 10
調(diào)查方式
- 1 心理學實驗法 包括五個單因變量實驗，一個雙因變量交互效果探究實驗 2 訪談法 對該領域專家、學者進行了深度訪談 3 問卷調(diào)查 結合實驗結果，有針對性的對居民、學生進行了足量的問卷調(diào)查
同類課題研究水平概述
- 國內(nèi)外學者對如何控制公共危機后的公眾恐慌做了較多研究。其中心理學家提出了有關“風險認知”這一概念，因其融合了“風險”這一客觀因素以及“人對于風險的認知和應對”這一主觀因素，從而對人們在公共危機中的心理行為具有良好的解釋力。 “風險認知”的研究最早起源于美國， Slovic（該領域權威，1992）指出：“‘風險認知’研究是測驗人們對于某些事件、活動或新興技術的潛在危險性進行評價與表征時所做出的判斷?！痹谖覈?，謝曉非（1994）最早將風險認知引入國內(nèi)學術界，他認為風險認知是為了了解人們對于風險的認識和態(tài)度，從而制定相應的政策，增進和維護公眾的健康和安全。他還認為風險認知基于一些不變的客觀因素和對其主觀感受整合而成，兼具穩(wěn)定性與變異性的特征，即可被改變。劉金平等人（2006）的研究提出個體因素、風險溝通和知識結構等會對風險認知產(chǎn)生影響。本研究以風險認知為核心，選取風險溝通和個體因素作為切入點來探討改變公眾風險認知的方法。 “風險溝通”，是“一種讓人們認識到危機，進而產(chǎn)生合適的應對行為，并參與到風險決策中來的過程”（時堪等，2003）。針對風險溝通的研究中，基本采用“風險認知”指標作為研究的因變量。探尋有效的風險溝通方式改變公眾風險認知是風險認知的研究重點。Spencer等（1992）研究發(fā)現(xiàn)，采用不同的溝通渠道會有不同的溝通效果。Griffin等人（1998）的研究指出，風險焦慮高的被試更信任專業(yè)媒體。Fischhoff等人（1978）研究顯示伴有焦慮情緒的個體會有更高水平的風險認知。在本研究中，我們以選取“情緒喚起”，“信息呈現(xiàn)量”，“信息來源”以及“卷入程度”為自變量進行探索性研究。個體因素的主要變量有年齡、文化水平等。時勘等人（2003）和謝曉非等人（2003）在SARS期間的研究發(fā)現(xiàn)年齡、性別、經(jīng)濟和文化水平會對SARS的風險認知產(chǎn)生影響。但這些結論是針對SARS，目前在國內(nèi)有關火災，海嘯等方面的風險認知研究幾乎是空白。本研究以火災，海嘯，地震和核輻射四個項目為切入，分別考察這些個體變量對于風險認知的具體影響。 本作品的最后一部分為風險溝通與個體變量的交互研究。通過文獻檢索發(fā)現(xiàn)這兩個變量的交互研究很少。為了推廣研究外推力，直接采用在前兩部分研究中有顯著效應的兩個變量，即信息呈現(xiàn)量和文化水平做交互研究，考察其對風險認知的影響。
